当“小说的心”遇见“文学的心”

2019-09-09

  正如对话者张莉所说,《小说生活》潜藏着乡下少年毕飞宇何以成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诸多秘密。父亲成谜的身世、叛逆少年的“犯罪心理”、十四五岁的“写作指南”、第一次投稿、大学坚持不说方言而险些被群殴的经历……这部对话录从苏北少年的成长经历开始,还原了小说家毕飞宇的由来与风景。

  谈到阅读部分时,毕飞宇坦言中国传统文学在他的文学审美和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。幼年把玩的唐诗,给予他的文字独特的韵律和节奏感;对《红楼梦》的深入阅读,使他的写作有“及物”的自觉,有可触可感的细节与情感;《水浒传》一两页纸就塑造出一个人物的写作手法,提升了他处理小说次要人物的能力;而在对鲁迅的阅读过程中,更让他明确身为作家的使命,小说家如何书写现实,成为毕飞宇不断思考的命题。

  中国传统文学成为毕飞宇文学资源的同时,外国文学也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。福楼拜、海明威、加缪、卡夫卡……毕飞宇对他们的作品有着独特而富有见地的理解,在这场关于自我、关于文学的对话里,我们可以窥见一位优秀小说家的来路,广阔深入的阅读构筑了他的文学之径,在各个不同的文学资源里,他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的审美力和判断力,也形成了自己的“小说的心”。

  如果说阅读是自我积累的过程,那么写作则是争取内心自由的途径,但毕飞宇谈到,香港白小姐,写作的自由,是建立在写作量的积累和严格的自我训练基础上的自由,惟其如此,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会“走样”。在对话的最后部分,毕飞宇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:《叙事》面对越战,《推拿》面对盲人群体,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面对中国是否加入世贸组织,《玉米》面对中国农村现况……毕飞宇的写作既有现实的向度,也有介入历史的勇气与担当。他以自己的文学实绩,捍卫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——文学的社会意义。

  无论是已然成为历史的重大事件,还是变化中的现实社会,都需要与之匹配的文学表达。这是作家身处的文学场域,在这里,作家的写作就不能是真空的、唯我的状态。在毕飞宇的文学链条里,既有他作为“当代人”对中国历史的回望,也有他作为时代同行者,面对中国现代化命运嬗变所发出的声音。“当我们的街道失火时,我们必须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,这样才能和别人一道找出灭火的办法;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携手合作来扑灭它。”毕飞宇正是别林斯基所说的“向着火跑”的小说家,他有着面向自己身处时代、身处国家的自觉。

  更为重要的是,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的书写,毕飞宇都坚持将笔墨落在个体身上,他关注的是大历史、大环境下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的精神疑难。毕飞宇笔下的人物身上呈现着日常的温度与肌理。恰如张莉所言,历史的某一个层面,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,以大开大合的命运吸引读者不难,发现日常生活中的“戏剧性”才真正构成对作家写作难度的挑战。

  从农村少年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,毕飞宇的文学之路其来有自。《小说生活》是一场追溯毕飞宇文字根源和写作气质形成的文字之旅,是作家本人一次系统而全面的自我阐述。对于研究者而言,这更是一本鲜活的“毕飞宇研究指南”。

  与此同时,《小说生活》的意义还在于还原了一种现场批评的方式。当批评家与小说家相遇,理性与感性成为理解同一个文学命题的两种不同向度时,在势均力敌的文学主体之间,因观念不同而产生思想的交锋,其间迸发的美学能量是惊人巨大的,这既是研究作家的一手资料,也是照见一位优秀批评家的重要途径。

  作为对话者的张莉,没有将之做成简单的问答,而是以她丰厚的学术涵养与文学识见,让它成为一场文学主体之间的角力。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回望与再发现,还是对于外国文学的探讨与延伸,张莉都坚持自己经年阅读所形成的审美判断。这场对话是深具学理性与文学性的,张莉始终沿着预设的逻辑将它展开,在这样一位对话者的引导下,呈现出一位诚挚而坦率的作家的本来面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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